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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和泰研析 | 民營企業刑事法律風險剖析

發布日期:2019-07-17    來源:泰和泰律師事務所  瀏覽次數:1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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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刑事法律風險,是指企業及其工作人員在執行職務過程中存在的觸犯刑事法律規范,應受刑事處罰行為的風險。刑事法律風險是企業面臨的最底限、最嚴厲的法律風險。尤其對于民營企業而言,無論是企業主動犯罪還是企業被動遭遇犯罪,均會對企業的發展產生重大的影響,而對于民營企業家則有可能是人生從巔峰到谷底的一擊。因此,刑事法律風險的重要性對于企業和企業家及公司內部的職權部門人員而言均是不言而喻的。

一、民營企業刑事法律風險主要具有如下特征

1、相對于國有企業,民營企業犯罪具有高發性

近日普華永道全球同步公布的《2018全球經濟犯罪調查報告》顯示,在過去兩年來49%的全球企業曾經遭遇經濟犯罪事件,不僅較2016年調查增加13%更創下歷史新高。最常見的經濟犯罪方式是挪用資產(45%),接著是網絡犯罪(31%)、消費者詐欺(29%)以及不當的商業行為(28%)等。其中內部人士和高階主管的犯罪比例均有所攀升。不過各地區有所差異,在澳洲(64%)、英國(55%)、加拿大(58%)、阿根廷(44%)和美國(48%)大多是由外部人士犯下經濟犯罪。最常見的經濟犯罪方式是挪用資產(45%),接著是網絡犯罪(31%)、消費者詐欺(29%)以及不當的商業行為(28%)等。

回到中國,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界限變得相當明顯。從總數量上看,2017年至2018年,中國裁判文書網上公布的各級人民法院審理的涉及單位犯罪(企業主動犯罪)刑事案件共6000余件,其中涉及國有企業的不足1%,涉及國家工作人員的不足10%。這個數據意味著絕大部分涉及單位犯罪的主體均是非國有企業。

2、風險的前置性

企業的刑事法律風險的觸發并非在于被法院判決時,而是在刑事偵查程序啟動時。對于企業來說,刑事訴訟程序的開啟即意味著傷筋動骨的開始,哪怕最后被判處無罪或國家賠償,但企業的損失均是不可挽回的。商譽掃地、賬戶被查封、股票波動等均會嚴重影響企業的生產經營。例如企業家個人的行為對企業帶來的嚴重負面影響:京東CEO劉強東在美國明尼蘇達州因涉嫌性侵被采取強制措施,盡管檢方最終放棄對其指控,但受該負面信息的影響,京東公司的股價一路下跌至事發前的三分之二,預計市值蒸發148億美元,約折合人民幣1000億元。

3、實際控制人承擔終極責任

涉及單位犯罪的刑事案件中,大部分是直接追究實際控制民營企業的自然人的刑事責任。因民營企業大多數沒有真正建立董監高結構式的現代企業制度,實際控制人個人和企業的資產、決策往往存在混同,很多情形下刑事責任穿透單位,直接追究自然人個人的刑事責任。若企業被追究刑事責任,企業家也必然會被追究刑事責任。

4、刑法越過民法和行政法,直接對經濟進行控制,大部分涉及民營企業的犯罪為法定犯

“法定犯”是與“天然犯”相對的概念,法定犯為法律擬制的一種“惡”,本身不具有侵害性和反倫理性,是由于國家維護社會管理秩序的需要而予以禁止,并以刑罰的方式予以懲罰的行為。多與部門法、行政法規的規定相聯系,依據其嚴重程度來區分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然而,由于我國的刑法與其他部門法、行政法的銜接具有一定的模糊性、空白性,缺乏合理性和正當性,導致企業及企業家對經濟行為的刑法邊界不可預測。同時由于企業在經營活動中經濟體量大,涉及金額大,往往一旦違規即很可能觸犯刑法。這就是華東政法大學蔣德海教授在鹽城對企業家發表主題演講中提到的“中國現行企業的法律風險主要是來自傳統經濟控制模式下的刑法風險”,如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中的“未經主管部門批準”就是非常典型的刑法對經濟的直接控制。

5、互聯網平臺公司因產品的安全漏洞帶來的隱患日益凸顯

2014626日,廣東省通信管理局向快播送達《行政處罰決定書》,快播因通過互聯網傳播淫穢色情信息被吊銷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同一天,深圳工商局也就快播侵犯知識產權對其處以2.6億元罰款。同年8月,2016913日,因犯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快播公司被判罰金1000萬元,創始人王欣獲刑36個月,罰金100 萬元。

201856日,在河南鄭州,一位年僅21歲的空姐因乘坐滴滴順風車,被司機劉某殘忍地性侵、殺害、拋尸。案件發生后,滴滴公司迅速下架了順風車業務,并進行內部整改。該事件充分反映了滴滴公司在司機監管、客服反饋方面存在嚴重安全漏洞,為犯罪行為提供了便利。

上述案件均在一方面反映出,互聯網公司在追求企業利潤的同時不注重產品運營模式漏洞對社會的負面影響,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政府對于互聯網平臺公司的監管缺位,導致產品本身即自帶刑事法律風險。

二、刑法中民營企業可能涉及到的刑事法律風險——罪名分析

從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罪名分析來看,一方面,民營企業的刑事法律風險包括民營企業自身犯罪的風險,同時也包括民營企業被犯罪的風險。筆者對相關罪名作如下梳理:

(一)主動刑事法律風險

民營企業的刑事法律風險涵蓋了企業從設立到運營再到終結的全生命周期,覆蓋了生產經營、融資、產品質量、國際貿易、對外共關、對內職權管理等各個領域,涉及土地、海關、工商、稅務、知識產權、金融、環保等國家監管。

1、公司“生”與“死”的刑事法律風險

1)公司設立(公司登記)類犯罪

虛報注冊資本罪;虛假出資、抽逃出資罪

對于該條款,自《公司法》修改后,適用的情況就非常少,而且該條款存在合理性和正當性的問題,實踐中具有違法的普遍性和執法的選擇性問題。例如大多數創業企業的成立是找代理公司墊資后撤回墊資款、利用“熟人”或“關系”辦理假驗資、或者是驗資完成后將資金撤出等來解決注冊資本問題。

2)公司終結(破產、重組、注銷)類犯罪

妨害清算罪;隱匿、故意銷毀會計憑證、會計賬簿、財務會計報告罪;虛假破產罪

2、企業生產經營中的刑事法律風險

1)違反生產安全的事故類犯罪

如針對運輸行業的重大飛行事故罪、鐵路運營安全事故罪、交通肇事罪;針對特殊生產類行業的重大責任事故罪、強令違章冒險作業罪、重大勞動安全事故罪、大型群眾性活動重大安全事故罪、危險物品肇事罪、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教育設施重大安全事故罪、消防責任事故罪、不報、謊報安全事故罪。

對于事故類犯罪,刑法主要追究的是直接責任人員的責任。

2)產品質量類犯罪

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罪包含9個罪名,涉及藥品、食品、醫療器械、醫用衛生材料、電器產品、壓力容器、易燃易爆產品、農藥、獸藥、化肥、種子、化妝品及其他產品。

上述罪名屬于法定犯,也是行政犯,須結合該行業部門法及和各行業監管部門的管理法規及規章來綜合認定。如長春疫苗造假事件。

3)國際貿易類犯罪

針對國際貿易,刑法主要是通過走私類犯罪來規制,包含11個罪名,涉及武器、彈藥、核材料、文物、貴重金屬、珍貴動物及其制品、淫穢物品、廢物及普通貨物、物品。如空姐走私案。另外,對于進口垃圾的行為還專門在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罪中設置了非法處置進口的固體廢物罪;擅自進口固體廢物罪;走私固體廢物罪。

4)違反稅收監管類犯罪

逃稅罪;抗稅罪;逃避追繳欠稅罪;騙取出口退稅罪;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發票罪;虛開發票罪;偽造、出售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罪;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罪;非法購買增值稅專用發票、購買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罪;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發票罪、虛開發票罪;持有偽造的發票罪

5)侵犯知識產權類犯罪

假冒注冊商標罪;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非法制造、銷售非法制造的注冊商標標識罪;假冒專利罪;侵犯著作權罪;銷售侵權復制品罪;侵犯商業秘密罪

6)污染環境類犯罪

涉及污染環境罪等12個罪名,涉及采礦、珍貴瀕危動植物、林木等。其中污染環境罪和非法占用農用地罪是較為多發的罪名。

7)不正當競爭、違反國家規定等擾亂市場秩序類犯罪

損害商業信譽、商品聲譽罪;虛假廣告罪;串通投標罪;合同詐騙罪;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非法經營罪;強迫交易罪、非法轉讓、倒賣土地使用權罪;逃避商檢罪

8)擾亂公共秩序類犯罪

非法生產、買賣警用裝備罪;非法生產、銷售間諜專用器材罪;非法侵入計算機信息系統罪;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非法控制計算機信息系統罪;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計算機信息系統程序、工具罪;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拒不履行信息網絡安全管理義務罪;非法利用信息網絡罪;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擾亂無線電管理秩序罪

3、企業融資過程中的法律風險

1)涉眾型融資類

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集資詐騙罪;擅自發行股票、公司、企業債券罪;編造并傳播證券、期貨虛假信息罪;誘騙投資者買賣證券、期貨合約罪;操縱證券、期貨市場罪;欺詐發行股票、債券罪;違規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

2)違反金融監管類

高利轉貸罪;偽造、變造金融票證罪;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竊取、收買、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內幕交易罪;泄露內幕信息罪;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罪;洗錢罪

3)定向型詐騙

貸款詐騙罪;票據詐騙罪;金融憑證詐騙罪;信用證詐騙罪;保險詐騙罪

4、企業對外交往中的刑事法律風險

1)商業賄賂類犯罪

行賄罪;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對外國公職人員、國際公共組織官員行賄罪

2)對外侵害型犯罪

破壞生產經營罪;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合同詐騙罪

綜上,民營企業的主動刑事法律風險可能涉及的罪名在刑法條文中隨處可見,一共涉及刑法中的170余個條文。上述罪名在追究刑事責任時責任主體的確定存在三種情形:一是刑法分則專門規定的單位可以構成犯罪的罪名,追究企業的刑事責任,同時追究單位犯罪中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被追究刑事責任;二是刑法分則中未規定追究單位的刑事責任,但屬于單位行為,在這種情況下依據立法解釋,對組織、策劃、實施該行為的人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如故意毀壞財物罪等;三是企業高管或職工對內侵害民營企業財產,自然人直接作為責任主體被追究刑事責任。也就是說,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均是犯罪高危群體,企業家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需要對民營企業的犯罪行為承擔刑事責任。

(二)被動刑事法律風險

企業的被動刑事法律風險不僅是企業自身作為刑事案件被害人的風險,也包括企業因自身或他人犯罪行為而導致的運營風險和法律責任。

1、企業內部的員工和高管對企業自身的犯罪風險。職務侵占罪、挪用資金罪、背信損害上市公司利益罪。

2、企業內部人士利用企業對外犯罪對企業的風險。如偽造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印章罪,若企業內部人員用偽造的公司印章對外實施法律行為,公司有可能因此而承擔民事責任。

3、關聯第三方犯罪引發的風險。如快播被追究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如滴滴順風車業務因為乘客被殺害被下架,并有可能因為未盡到安全保障義務而承擔民事責任。

4、股東犯罪對企業造成的風險。我國很多民營企業尚未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存在個人資產和企業資產混同的情況,股東犯罪有可能到企業資產被查封的風險。

5、實際控制人被追究刑事責任對企業造成的影響。因公司主要控制人面臨刑事指控,導致公司股票市值蒸發等。

6、民營企業被司法機關要求協助調查帶來的次生風險。如企業被司法機關或監察委通知協助調查,若被上下游企業或債權人知曉,則無論民營企業是否涉及刑事犯罪,馬上有銀行等債權人催貸款,上下游企業停止合作等,均是對企業的致命打擊。

三、我國司法實踐中民營企業較為多發的幾類刑事案件——以中國裁判文書網的數據分析

從案件類型上看,筆者以“刑事案件”及罪名、裁判年份作為關鍵詞在中國裁判文書網進行檢索[3],盡管無法確定犯罪人具體是否是民營企業或企業家,也無法排除在檢索中每個案件出現幾個裁判文書的情形,且裁判文書不包括刑事立案后被撤銷案件、不予起訴的情形,但筆者仍希望通過大數據可窺見一些端倪。

(一)商業賄賂案件

筆者對2017年至2018年在中國裁判文書網公布的法律文書中,涉及商業賄賂犯罪的罪名進行檢索,涉及行賄罪11804件、受賄罪39375件、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4532件、向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案件55件,單位行賄罪1937件,向單位行賄罪3件 ,單位受賄罪 539件,通過上述數據,可以看出:

1)我國商業賄賂案件猖獗,是全球商業賄賂案件的重災區。

從普華永道的調查報告來看,在全球范圍內,不當的商業行為僅占經濟犯罪案件的28%。商業賄賂作為不當商業行為的一部分,我國的商業賄賂刑事案件總量如此之大,不得不令人反思。說明兩個問題:一方面,我國企業的商業活動中,商業賄賂行為已經較為普遍;另一方面,我國近兩年對于賄賂案件的查處力度是前所未有的,正在積極參與到全球的反賄賂行動中。

2)政商結合的權錢交易占據我國賄賂案件的絕大多數。

從上述數據可以看出,絕大部分賄賂案件中,受賄的主體均是國家工作人員,也就是掌握國家權力的人。我國正處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期,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度仍然很高。有的尋租空間是國家控制型的管理體制創造出來的,如審批權的出現導致某項公共資源變為稀缺資源,稀缺資源引發競爭,而審批權則賦予政府官員對競爭者進行選擇的權力,權力尋租的土壤便產生了。有的尋租空間是掌握權力的人創造出來的,如民營企業本該正當享有的利益,是否能夠順利、及時、無障礙的獲得還不一定,掌握權力的人是否吃拿卡要至關重要。

3)高管的刑事法律風險與企業的刑事法律風險息息相關。

從上述數據中可以看出,單位犯罪的數量和法定代表人被追究刑事案件的數量成正比。這也是我國對于單位犯罪的懲處,采取“單位負責的主管人員和直接責任人員”應同時對單位犯罪承擔刑事責任的體現。

4)主動行賄現象較為突出。

我們注意到,在賄賂案件中,索賄案件所占比例相對較小。一方面,索賄行為的取證較為困難。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賄賂在社會生活中某種程度上已經成為一種公認的習慣,以至于主動行賄成為常態。

(二)挪用資產類犯罪

筆者在這里所指的挪用資產類犯罪包含了挪用資金罪和職務侵占罪,因為兩種犯罪均是包括高管人員在內的企業內部人員對非國有企業資產的侵害,是企業被動型刑事法律風險的典型體現。

筆者對2017年至2018年在中國裁判文書網公布的法律文書中,涉及挪用資金罪、職務侵占罪案件總數進行統計,兩年間共涉及挪用資金罪案件7243件,職務侵占罪案件17037件,其中兩個罪名中法定代表人犯罪的分別有92件。

依據普華永道的調查報告,挪用資產類犯罪在全球范圍內均是企業重點刑事法律風險,所占比重最大,非國有企業所涉及的挪用資金罪、職務侵占罪是對企業資產內部侵害者的嚴厲懲罰措施,也是我國刑事司法中罪與非罪認定的難點,筆者注意到,上述案例中包含了今年最高院提審的物美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張文中案、顧雛軍案、雷士照明(中國)有限公司董事長吳長江案,三個案件均涉及挪用資金罪,且三個案件的改判和再審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國刑事司法政策導向的變化。

挪用型犯罪主要包括幾種類型:

1、企業員工利用職務便利挪用自己經手的企業資金歸自己使用或占位己有。并且從統計數據來看,法定代表人被定性為挪用的情況極少,絕大多數司法判例均屬于企業員工的挪用或侵占行為。

2、企業高管利用職務便利挪用自己管理的企業資金歸自己使用。

3、實際控制企業的股東利用其控制權挪用企業資產為自己參股、控股的其他關聯企業做擔保,如吳長江案。

4、上市公司股東或實際控制人動用公司資產投資自己控制的其他關聯公司,如顧雛軍案。

挪用型犯罪主要關涉的是企業的內部財務管理制度不健全的問題。筆者認為引發此類犯罪的主要原因主要有以下幾方面:一是民營企業家自身法律意識的缺失,認為自己的企業自己說了算,在企業發展中已經引入其他投資方的情況下,仍然以老的管理模式來管理;二是公司章程對高管職權約定不明,職權不清。

(三)融資類犯罪

2017年至2018年,中國裁判文書網中,涉及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案件 10022件、集資詐騙罪案件2964件。“融資難”是每個民營企業都面臨的問題,資金鏈斷裂會直接導致民營企業的死亡。民營企業很難從銀行獲得貸款,于是小貸公司興起了,后來P2P融資平臺出現了,高利貸火了。但幾年的時間里,大部分小貸公司、P2P融資平臺相繼因涉及違反金融監管政策而關停。為了生存和發展,民營企業家在難以通過正常渠道融資的情況下,往往通過法律規定以外的方式來融資,交易模式本身設計帶來的風險,如泛亞、P2P“資金池”的設立,ICO擅自發行股票、傳銷。

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是涉眾型融資案件中最頻發的案件。今年來多個融資平臺因經營模式設計中的“資金池”觸及該罪名,如泛亞有色。而很多民營企業也在自己的銷售模式、融資模式中因“資金池”而獲罪。我國的金融監管政策相當嚴格,對于沒有金融牌照的“資金池”持零容忍的態度,若融資模式設計不當,極有可能觸及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刑事法律風險。

(四)稅務類犯罪

2017年至2018年,中國裁判文書網中,涉及危害稅收征管犯罪的案件共計有8006件。稅務類犯罪是每個民營企業都有可能觸及的,實踐中具有違法的普遍性和執法的選擇性特點。今年,范冰冰及其擔任法定代表人的企業涉稅事件曝光后,企業的稅務刑事法律風險被各民營企業前所未有地重視起來。突然被前所未有地暴露在輿論之下。實際上,企業的稅務風險一直以來都是每個企業最容易觸及的刑事風險。企業的稅務類犯罪風險主要包括了稅款征收中的法律風險、發票管理中的法律風險、稅務稽查中的法律風險。

1、稅款征收中的法律風險

對于稅款征收最常見的罪名就是逃稅罪、騙取出口退稅罪。 其中逃稅罪是每個企業都可能觸及的罪名。納稅人采取欺騙、隱瞞手段進行虛假納稅申報或者不申報,逃避繳納稅款數額較大并且占應納稅額百分之十以上的,應被追究刑事責任。

虛假納稅申報從會計角度來講實際上就是減少收益,增大成本,改變應納稅所得。范冰冰案件就是典型的逃稅案件,以陰陽合同方式隱瞞應納稅所得額,采取拆分合同的方式隱瞞真實收入偷逃個人所得稅。當然,逃稅罪有一個前置的行政程序,即“經稅務機關依法下達追繳通知后,補繳應納稅款,繳納滯納金,已受行政處罰的,不予追究刑事責任”。但行政程序的前置也有限制,即“五年內因逃避繳納稅款受過刑事處罰或者被稅務機關給予二次以上行政處罰的除外。”從立法目的來看,該條款屬于預防性立法條款,而非懲罰性立法條款,這也是范冰冰在補繳稅款并接受行政處罰后沒有再被追究刑事責任的原因。

2、發票管理中的法律風險

該部分罪名主要涉及的是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虛開發票罪。我國對于發票采取了較為嚴厲的刑罰措施。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一方面門檻很低,“虛開的稅款數額在一萬元以上或者致使國家稅款被騙數額在五千元以上的”即可追究刑事責任,另一方面處罰很重,最高刑可以判處無期徒刑,是稅務類犯罪中處罰最重的罪名。另外虛開發票罪則是“虛開發票100份以上或者虛開稅款金額累計在40萬元”或者“雖未達到上述數額標準,但5年內因虛開發票行為受過行政處罰2次以上,又虛開發票的”即達到構罪標準。另外發票管理中也設置了一個類似“非法經營罪”的兜底罪名,即“持有偽造的發票罪”,在適用該條款時尤其應注意刑法的謙抑性原則。

3、稅務稽查中的風險

稅務稽查的風險即在稅務稽查過程中的行為觸犯刑法的風險。如范冰冰的經紀人在稅務稽查過程中觸及的隱匿、故意銷毀會計憑證、會計賬簿、財務會計報告罪。

四、我國民營企業經濟犯罪案件的司法導向

近三年來,兩高陸續密集出臺了針對非公有制經濟及產權保護、企業家創新創業良好環境的一系列司法文件,反映了國家及司法機關對于民營企業、民營企業家權益充分保護的司法導向。

2016219日,《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充分發揮檢察職能依法保障和促進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的意見》。20169月,最高人民法院就發布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充分發揮審判職能作用切實加強產權司法保護的意見》。201719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了《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充分履行檢察職能加強產權司法保護的意見》201812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了法2018年〔1〕號文,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充分發揮審判職能作用為企業家創新創業營造良好法治環境的通知》。201811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京召開民營企業座談會。2018年,最高檢法律政策研究室梳理了11個問題,通過“檢答網”提供給各級檢察院用于辦案指導。2019117日,最高檢發布了首批涉民營企業司法保護典型案例。

筆者對上述司法文件進行梳理,發現上述文件主要反映了對于民營企業的以下司法導向:

(一)加大對民營企業產權、民營企業家財產的保護力度,這是從2016年以來黨中央國務院一直在倡導的原則。

(二)以歷史的發展的眼光看待民營企業經營不規范的引發的問題,堅持罪行法定原則、疑罪從無原則。這一點從張文中案被最高院再審后改判無罪、顧雛軍案由最高院立案再審、吳長江案因證據不足、事實不清就可以看出。

(三)劃清刑事犯罪與行政違法的界限。對在生產、經營、融資等活動中的經濟行為,在行政犯的構罪認定上可能會更加嚴格,即除法律、行政法規明確禁止的,不得以犯罪論處。

(四)嚴格區分經濟糾紛與刑事犯罪。嚴格區分正當融資與非法集資、合同糾紛與合同詐騙、民營企業參與國有企業兼并重組中涉及的經濟糾紛與惡意侵占國有資產等的界限,堅決防止把經濟糾紛認定為刑事犯罪,堅決防止利用刑事手段干預經濟糾紛。

(五)對于企業財產的保護。一方面依法慎用強制措施和查封、扣押、凍結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對企業正常生產經營活動的不利影響;另一方面,嚴格規范涉案財產的處置,依法維護涉案企業和人員的合法權益。嚴格區分違法所得和合法財產,嚴格區分個人財產和企業法人財產,嚴格區分涉案人員個人財產和家庭成員財產。

五、民營企業刑事法律風險應對重點提示

1、加強企業的內部反腐工作。如阿里巴巴、京東、騰訊、百度等中國頂尖的互聯網企業均將內部反腐提高到非常重要的地位,建立了企業內部的反腐部門,積極做好商業賄賂預防工作。

2、加強企業內部管理流程控制,特別是財務會計制度,落實董監高三會的權力制約機制和決策機制,加強企業家個人資產和企業資產的隔離措施。

3、在融資模式和交易結構的設計上注重法律合規性的審查,避免因法律意識的欠缺導致交易失敗、資金鏈斷裂及刑事法律風險的爆發。刑事司法實行的是實質審查原則,應避免試圖建立表面合法的民事法律關系來掩蓋犯罪目的和犯罪行為。

4、將稅務風險作為企業重大風險加以管理,重視稅收籌劃,合理、合法避稅,提升稅務稽查風險的預控水平。

5、民營企業家實際會最終對民營企業的犯罪承擔刑事責任,通過集體決策或層層審批制度模式無法避免刑事責任的承擔,企業決策的合規性至關重要。

綜上,企業刑事法律風險涉及企業的生死存亡,主動合規管理非常重要,及時發現、診斷法律風險、防范法律風險是每個民營企業均應重點關注的問題。


者:蘇 琴 律師

業務領域:刑事訴訟、企業合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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